（二） 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今天的局面。普遍的认识主要有四点：一是地方政府“土地财政”依赖症，对通过出让土地获取巨额财政收入有无限饥渴，开发商拍得土地的地面价就已超过周围房价，房价如何能下来。二是保障性住房规划、投资不到位，导致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房源严重不足。以上两点，表象是各级政府有缺位、失位之嫌。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要求，土地供应利益化倾向过于强烈，保障性住房建设列入规划但投资总有缺口，完不成建设计划无人问责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“阳奉阴违”的做法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谓的批评或处罚雷声大雨点小，犹如隔靴搔痒。实际上，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挑战并损害的是中央政府的权威。三是开发商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，屯地屯房，捂盘惜售。四是房地产市场投机现象泛滥，对房价快速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以上四点可谓一针见血，击中要害。
(三) 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，必须采取行政手段与经济措施双管齐下的方式，“对症下药”，但要注意区别行政手段与经济措施不同的作用领域与范围。行政事务应当采取行政手段处置；经济行为应该采取经济手段处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地方财政 “土地依赖症”、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是政令执行不力问题，属行政手段作用范畴；开发商“囤积居奇”、房地产市场投机泛滥则属市场行为失范，应该采取经济手段，或者说主要采取经济手段调控。现在的调控措施，行政强制色彩浓厚，见效可能较快，但后遗症较大。时下，人们常常谈起房价可能在今后某个时期报复性反弹，其实就是对行政手段介入经济活动所产生副作用的担心。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本轮房价疯长之乱象正是前次行政手段“救市”的结果。
当然，就采取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，也有一定的认识与实践，如房产税的试点与推广。对此，有人担心房产税的施行可能增加普通人的税收负担。但是，如果房产税能把高企的房价拉下来，即使增加了些许负担，普通人也是能够承受的；对投机者而言它只不过增加了投机成本而已，况且该成本还是可以转嫁的。因此，与高位运行的房价相比，这点税收负担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显然，试图以房产税遏制房价的做法太过理想。杯水车薪，错不在那杯水，而在于没有认识到这杯水灭不了火。
（四） 房地产商屯地屯房提高房价、投机者炒买炒卖推高房价，目的是什么？获取“暴利”！所有医治“房病”之方，都必须从此出发。既然病根为“暴利”，那么只要采取适当措施把超额利润削薄，就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。具体方法是开征房产增值税，即对房产销售收入超出购买价的增值部分，按照一定比例课征税赋。因为无论投资还是投机，目的均是为了使资金保值增值，只要保证投资（投机）人获得同期银行利率加通货膨胀率以上的收益，增值税率再高也有其合理与正当之处。对投资房产尤其是炒买炒卖者课以增值税，就不再去控制其购买行为，只要有购买力，“愿者上钩”；但一经发生出卖、销售行为，就按既定税率课以重税。无利可图，投机者还投什么机，被挤出就成必然。至于真正的投资者，购房的直接目的不是炒买炒卖，而且还有其他选择如出租，不会受到什么影响。
此外，本轮房价快速上涨，房屋交易中介的作用不容小觑。由于中介公司的居间费用是按照房屋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的，一般讲房价越高，其收入越高，加之逐利本性使然，经过流通环节，房价步步“被拔高”。正常之中孕育着病痛——房价虚高，不能反映真正的市场供求关系。稳定房价，整顿流通环节必不可少，必不可缺。方法之一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居间费用收取方式，将按照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收取，改为按宗定额计收，即国家明确规定销售一套房屋的居间费用，作为中介公司向相关方收取服务费的依据。这样，挤出了投机者，约束了终结，卖（买）方会逐渐变得理性，流通环节将趋于通畅，开发商自然也将谨慎对待销售价格的涨落，从而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。
（五） 关于土地财政与保障性住房建设，主要涉及政令畅通问题，除中央下决心采取行政手段疏通执行通道外，也要讲究方式方法，也须对症下药。土地作为资本要素显示其物有所值无可厚非。问题不在高额土地收入的获取，而在于收入的分配与支出。亦即如何使用高额土地出让收入。这里想说的是，中央应该制定政策，允许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充分体现土地资本要素的价值，但必须确保将获得的收入的大部分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上，违者必究。所谓“来之于斯，用之于斯”，加之对房产投资课以增值税，就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理性、健康发展，造福人民。同时还应注意到，房地产市场调控暗含着对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把握。一般来说，在市场有效下，效率问题主要交由市场调节；公平问题则需要政府解决。而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收入分配环节看，效率问题当属一次分配调控范畴，公平问题则应属二次分配调控范畴。上述四点问题大部分涉及效率问题，政府应该谨慎对待，不宜过激、过深介入，即使必须干预也应完善退出机制；但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关乎社会公平，政府应该长期、持续、重点关注，并下大力气抓好。目前，各级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动作，在效率问题上重笔浓墨，公平问题上则显着力不足。鉴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，今后的工作思路应该适当调整与转变。
（二） 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今天的局面。普遍的认识主要有四点：一是地方政府“土地财政”依赖症，对通过出让土地获取巨额财政收入有无限饥渴，开发商拍得土地的地面价就已超过周围房价，房价如何能下来。二是保障性住房规划、投资不到位，导致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房源严重不足。以上两点，表象是各级政府有缺位、失位之嫌。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要求，土地供应利益化倾向过于强烈，保障性住房建设列入规划但投资总有缺口，完不成建设计划无人问责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“阳奉阴违”的做法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谓的批评或处罚雷声大雨点小，犹如隔靴搔痒。实际上，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挑战并损害的是中央政府的权威。三是开发商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，屯地屯房，捂盘惜售。四是房地产市场投机现象泛滥，对房价快速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以上四点可谓一针见血，击中要害。
(三) 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，必须采取行政手段与经济措施双管齐下的方式，“对症下药”，但要注意区别行政手段与经济措施不同的作用领域与范围。行政事务应当采取行政手段处置；经济行为应该采取经济手段处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地方财政 “土地依赖症”、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是政令执行不力问题，属行政手段作用范畴；开发商“囤积居奇”、房地产市场投机泛滥则属市场行为失范，应该采取经济手段，或者说主要采取经济手段调控。现在的调控措施，行政强制色彩浓厚，见效可能较快，但后遗症较大。时下，人们常常谈起房价可能在今后某个时期报复性反弹，其实就是对行政手段介入经济活动所产生副作用的担心。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本轮房价疯长之乱象正是前次行政手段“救市”的结果。
当然，就采取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，也有一定的认识与实践，如房产税的试点与推广。对此，有人担心房产税的施行可能增加普通人的税收负担。但是，如果房产税能把高企的房价拉下来，即使增加了些许负担，普通人也是能够承受的；对投机者而言它只不过增加了投机成本而已，况且该成本还是可以转嫁的。因此，与高位运行的房价相比，这点税收负担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显然，试图以房产税遏制房价的做法太过理想。杯水车薪，错不在那杯水，而在于没有认识到这杯水灭不了火。
（四） 房地产商屯地屯房提高房价、投机者炒买炒卖推高房价，目的是什么？获取“暴利”！所有医治“房病”之方，都必须从此出发。既然病根为“暴利”，那么只要采取适当措施把超额利润削薄，就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。具体方法是开征房产增值税，即对房产销售收入超出购买价的增值部分，按照一定比例课征税赋。因为无论投资还是投机，目的均是为了使资金保值增值，只要保证投资（投机）人获得同期银行利率加通货膨胀率以上的收益，增值税率再高也有其合理与正当之处。对投资房产尤其是炒买炒卖者课以增值税，就不再去控制其购买行为，只要有购买力，“愿者上钩”；但一经发生出卖、销售行为，就按既定税率课以重税。无利可图，投机者还投什么机，被挤出就成必然。至于真正的投资者，购房的直接目的不是炒买炒卖，而且还有其他选择如出租，不会受到什么影响。
此外，本轮房价快速上涨，房屋交易中介的作用不容小觑。由于中介公司的居间费用是按照房屋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的，一般讲房价越高，其收入越高，加之逐利本性使然，经过流通环节，房价步步“被拔高”。正常之中孕育着病痛——房价虚高，不能反映真正的市场供求关系。稳定房价，整顿流通环节必不可少，必不可缺。方法之一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居间费用收取方式，将按照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收取，改为按宗定额计收，即国家明确规定销售一套房屋的居间费用，作为中介公司向相关方收取服务费的依据。这样，挤出了投机者，约束了终结，卖（买）方会逐渐变得理性，流通环节将趋于通畅，开发商自然也将谨慎对待销售价格的涨落，从而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。
（五） 关于土地财政与保障性住房建设，主要涉及政令畅通问题，除中央下决心采取行政手段疏通执行通道外，也要讲究方式方法，也须对症下药。土地作为资本要素显示其物有所值无可厚非。问题不在高额土地收入的获取，而在于收入的分配与支出。亦即如何使用高额土地出让收入。这里想说的是，中央应该制定政策，允许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中充分体现土地资本要素的价值，但必须确保将获得的收入的大部分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上，违者必究。所谓“来之于斯，用之于斯”，加之对房产投资课以增值税，就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理性、健康发展，造福人民。同时还应注意到，房地产市场调控暗含着对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把握。一般来说，在市场有效下，效率问题主要交由市场调节；公平问题则需要政府解决。而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收入分配环节看，效率问题当属一次分配调控范畴，公平问题则应属二次分配调控范畴。上述四点问题大部分涉及效率问题，政府应该谨慎对待，不宜过激、过深介入，即使必须干预也应完善退出机制；但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关乎社会公平，政府应该长期、持续、重点关注，并下大力气抓好。目前，各级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动作，在效率问题上重笔浓墨，公平问题上则显着力不足。鉴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，今后的工作思路应该适当调整与转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