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“十一”前后，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房产调控措施，包括限购令、限外令（即外地人不得在本地买房），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调“组合拳”；后来又有传言说，为了打压房价，有关部门还在考虑开征房产税；如今，物价部门也要掺和进来，直接出手限制房价了。从限购、限外，到征税，再到限价，看来有关部门真的打算“动真格”了，但不知这些衙门是真的糊涂，还是假装糊涂，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。
限价房（网上戏称为“政府定价房”）是否有退回计划经济之嫌，这里暂且不谈，问题在于，用“直接”的行政限价手段管制房价是否有效？是否真的能够控制住本属市场供需升降范畴内的房价？中国高房价背后的动力是高需求，政府不通过经济手段鼓励开发商增加商品房供给，又不大规模兴建廉租房以降低民众对商品房的需求，反而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压低商品房的市场价格，岂非推高需求？
再深究一层，中国高房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天价土地出让金，政府不去降低地价，却让物价局限制商品房的市场价，岂非舍本逐末？
至于据称正在紧锣密鼓制定的房产税，更是荒唐，如果需求不降，供给不增，加税的后果便如限价一样，最终只会进一步提升房价。政府已经通过土地转让金、契税、物业增值税等等税费挣得盆满钵满，如今又要在讨论不公开、决策无公决的情况下再次推出一项新税种，岂非与民争利？
新浪微博上反对开征房产税的意见也很多。还是那个曹林，在其微博上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好不容易改善了自己的住房，举全家之力将30平方米的房子换成了100平方米，政府已经通过天价土地出让金从他身上捞了一笔，再以房产税捞他一笔，那么毫无疑问，这种税就是恶税。”
中国几个超大城市的房价，其涨幅的确远远超过了许多西方大城市，原因除了政府炒地、开发商与富人炒房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往往被某些利益团体有意无意地淡化，这就是：在中国这些超大城市中，普通人的购房需求也远远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。根据中国媒体提供的统计数字，北京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，而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是37岁，日本和德国是42岁。中国人较早买房，原因很多，除了中国大城市缺乏政府兴建的廉租房之外，还包括一些社会、文化因素，例如，中国大城市许多女性的择偶条件就是“无房莫问”，而西方绝大多数年轻人婚后仍然租房；中国父母愿意资助子女买房，而西方大多数年轻人只能自己攒钱买房等，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观念不同：西方年轻人对长期租房习以为常，即使是香港打工一族，工作到退休才还完房贷者也大有人在，只有中国人才认为年轻人名下无房便是“失败”，在这种社会观念的强烈刺激和推动下，中国人的购房需求不旺才怪，中国的楼价不升才怪，但更怪的一个现象是：一方面，如此众多的中国人都想往大城市里挤，挤进大城市的所有人又都想买房子；另一方面，在大城市里买不起房子的人又都埋怨房价高，又都呼吁政府用非经济手段出手打压房价。其实，这两者是不能兼得的。人人都能拥有低价房——这个社会理想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在人满为患的中国大城市里，其实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中国大城市那些没有购房财力的年轻人如果想让商品房价格降下来，唯一的选择就是：不要过早买房，不要让父母资助买房，集体对商品房说“不”，集体呼吁政府大规模兴建廉租房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依我看，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仍然继续会像脱缰的野马，一路狂奔。
当然，他们还有一个选择：呼吁政府直接出手，用行政手段限制商品房的市场价。但对此选择，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个著名的比喻：如果说房价如一池水中之皮球、政府行政干预如硬往水中压球之手，那么，球中之气就是中国人的购房需求，只要球不撒气，结果肯定就是手松球弹，而且压力越大，弹得越高，除非政府抽干池中之水——即废除市场经济。
当然，市场经济也有人道与非人道之别。人道市场经济，又称“福利资本主义”，绝对不是一个任由价格规律肆虐、任由“富人楼百套、穷人宿大街”的弱肉强食的社会。在市场经济中，房屋具有两种属性：一是居住的功能属性，二是买卖的商品属性，人道市场经济中的政府，通常是尊重房屋的这两种属性，对商品房和福利房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：一方面兴建廉租房，让低收入阶层租住政府补贴租金的福利房；另一方面对商品房价格的升降基本上“无为而治”，最多以利率升降来间接干预，或用其它经济杠杆促使商业银行“限贷”，从而间接调控房价，而绝对不会采取“限购”、“限外”、“限价”等直接压低房价的行政干预手段，一言以蔽之，福利房归政府管理，商品房归市场调节。
面对天价楼市，中国政府是否就无能为力呢？非也；但其房调措施不应该是用“看得见的手”去商品房市场限购、限外、征税、限价，而是应该把“看得见的手”伸向商品房买卖市场之外那些最需要出“手”的领域，而且要多“手”出击：一“手”大幅压低土地出让金，一“手”全力打击不法开发商，一“手”善用利率等宏观调控措施，一“手”大力兴建廉租房。
注意，我上面说的是廉租房，而不是廉卖房（即中国人所说的“经济适用房”）。中国的经济适用房自实行以来弊病甚多，实际上形成了两块价格相差很大的市场，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价格双轨制，为腐败的盛行造成了巨大的空间。所以，中国经常传出经济适用房房主开着宝马车出入、某某高官的老婆怀揣几套经济适用房钥匙的故事，而廉租房就不同，即使审核租户资格的过程不公正、不透明，富豪、贪官或其亲友也不太可能花自己的钱，租几套永远不太可能获得产权的廉租房。
中国自从实行房改以来，决策者一直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方向截然不同的呼吁声中心情纠结、行动彷徨：打压房价吧，不仅有房阶层叫苦连天，而且房价大跌也会拖累经济；不打压房价吧，不仅无房阶层呼天喊地，而且中国可能会因为“居者无其屋”造成社会动荡，对决策者来说，似乎中国楼市的问题就是一个死结。但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：如果中国政府参考借鉴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做法，根据房屋的两种属性，把房屋分成商品产权房和福利租赁房两大块，采取不同的手段去调控，一方面“房主拥其屋”，另一方面“房客租其屋”，也许决策者就能走出中国楼市的怪圈。
此文正要收笔之时，我又看到了凤凰卫视11月11日财经节目的最新报道：为了对抗通货膨胀，重庆中产阶层纷纷买房保值；浙江二、三线城市规定凭票买房，导致一张购房券已经炒到五十万元人民币。
这条消息不仅凸现了中国人购房需求的强劲，而且验证了“限购”、“限价”等行政房调手段的无效：如果需求不降，限制措施（购房券）本身也会成为“紧俏商品”！
今年“十一”前后，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房产调控措施，包括限购令、限外令（即外地人不得在本地买房），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调“组合拳”；后来又有传言说，为了打压房价，有关部门还在考虑开征房产税；如今，物价部门也要掺和进来，直接出手限制房价了。从限购、限外，到征税，再到限价，看来有关部门真的打算“动真格”了，但不知这些衙门是真的糊涂，还是假装糊涂，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。
限价房（网上戏称为“政府定价房”）是否有退回计划经济之嫌，这里暂且不谈，问题在于，用“直接”的行政限价手段管制房价是否有效？是否真的能够控制住本属市场供需升降范畴内的房价？中国高房价背后的动力是高需求，政府不通过经济手段鼓励开发商增加商品房供给，又不大规模兴建廉租房以降低民众对商品房的需求，反而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压低商品房的市场价格，岂非推高需求？
再深究一层，中国高房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天价土地出让金，政府不去降低地价，却让物价局限制商品房的市场价，岂非舍本逐末？
至于据称正在紧锣密鼓制定的房产税，更是荒唐，如果需求不降，供给不增，加税的后果便如限价一样，最终只会进一步提升房价。政府已经通过土地转让金、契税、物业增值税等等税费挣得盆满钵满，如今又要在讨论不公开、决策无公决的情况下再次推出一项新税种，岂非与民争利？
新浪微博上反对开征房产税的意见也很多。还是那个曹林，在其微博上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好不容易改善了自己的住房，举全家之力将30平方米的房子换成了100平方米，政府已经通过天价土地出让金从他身上捞了一笔，再以房产税捞他一笔，那么毫无疑问，这种税就是恶税。”
中国几个超大城市的房价，其涨幅的确远远超过了许多西方大城市，原因除了政府炒地、开发商与富人炒房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往往被某些利益团体有意无意地淡化，这就是：在中国这些超大城市中，普通人的购房需求也远远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。根据中国媒体提供的统计数字，北京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，而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是37岁，日本和德国是42岁。中国人较早买房，原因很多，除了中国大城市缺乏政府兴建的廉租房之外，还包括一些社会、文化因素，例如，中国大城市许多女性的择偶条件就是“无房莫问”，而西方绝大多数年轻人婚后仍然租房；中国父母愿意资助子女买房，而西方大多数年轻人只能自己攒钱买房等，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观念不同：西方年轻人对长期租房习以为常，即使是香港打工一族，工作到退休才还完房贷者也大有人在，只有中国人才认为年轻人名下无房便是“失败”，在这种社会观念的强烈刺激和推动下，中国人的购房需求不旺才怪，中国的楼价不升才怪，但更怪的一个现象是：一方面，如此众多的中国人都想往大城市里挤，挤进大城市的所有人又都想买房子；另一方面，在大城市里买不起房子的人又都埋怨房价高，又都呼吁政府用非经济手段出手打压房价。其实，这两者是不能兼得的。人人都能拥有低价房——这个社会理想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在人满为患的中国大城市里，其实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中国大城市那些没有购房财力的年轻人如果想让商品房价格降下来，唯一的选择就是：不要过早买房，不要让父母资助买房，集体对商品房说“不”，集体呼吁政府大规模兴建廉租房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依我看，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仍然继续会像脱缰的野马，一路狂奔。
当然，他们还有一个选择：呼吁政府直接出手，用行政手段限制商品房的市场价。但对此选择，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个著名的比喻：如果说房价如一池水中之皮球、政府行政干预如硬往水中压球之手，那么，球中之气就是中国人的购房需求，只要球不撒气，结果肯定就是手松球弹，而且压力越大，弹得越高，除非政府抽干池中之水——即废除市场经济。
当然，市场经济也有人道与非人道之别。人道市场经济，又称“福利资本主义”，绝对不是一个任由价格规律肆虐、任由“富人楼百套、穷人宿大街”的弱肉强食的社会。在市场经济中，房屋具有两种属性：一是居住的功能属性，二是买卖的商品属性，人道市场经济中的政府，通常是尊重房屋的这两种属性，对商品房和福利房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：一方面兴建廉租房，让低收入阶层租住政府补贴租金的福利房；另一方面对商品房价格的升降基本上“无为而治”，最多以利率升降来间接干预，或用其它经济杠杆促使商业银行“限贷”，从而间接调控房价，而绝对不会采取“限购”、“限外”、“限价”等直接压低房价的行政干预手段，一言以蔽之，福利房归政府管理，商品房归市场调节。
面对天价楼市，中国政府是否就无能为力呢？非也；但其房调措施不应该是用“看得见的手”去商品房市场限购、限外、征税、限价，而是应该把“看得见的手”伸向商品房买卖市场之外那些最需要出“手”的领域，而且要多“手”出击：一“手”大幅压低土地出让金，一“手”全力打击不法开发商，一“手”善用利率等宏观调控措施，一“手”大力兴建廉租房。
注意，我上面说的是廉租房，而不是廉卖房（即中国人所说的“经济适用房”）。中国的经济适用房自实行以来弊病甚多，实际上形成了两块价格相差很大的市场，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价格双轨制，为腐败的盛行造成了巨大的空间。所以，中国经常传出经济适用房房主开着宝马车出入、某某高官的老婆怀揣几套经济适用房钥匙的故事，而廉租房就不同，即使审核租户资格的过程不公正、不透明，富豪、贪官或其亲友也不太可能花自己的钱，租几套永远不太可能获得产权的廉租房。
中国自从实行房改以来，决策者一直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方向截然不同的呼吁声中心情纠结、行动彷徨：打压房价吧，不仅有房阶层叫苦连天，而且房价大跌也会拖累经济；不打压房价吧，不仅无房阶层呼天喊地，而且中国可能会因为“居者无其屋”造成社会动荡，对决策者来说，似乎中国楼市的问题就是一个死结。但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：如果中国政府参考借鉴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做法，根据房屋的两种属性，把房屋分成商品产权房和福利租赁房两大块，采取不同的手段去调控，一方面“房主拥其屋”，另一方面“房客租其屋”，也许决策者就能走出中国楼市的怪圈。
此文正要收笔之时，我又看到了凤凰卫视11月11日财经节目的最新报道：为了对抗通货膨胀，重庆中产阶层纷纷买房保值；浙江二、三线城市规定凭票买房，导致一张购房券已经炒到五十万元人民币。
这条消息不仅凸现了中国人购房需求的强劲，而且验证了“限购”、“限价”等行政房调手段的无效：如果需求不降，限制措施（购房券）本身也会成为“紧俏商品”！